立宪派代表的既然是上层资产阶级，它还是资产阶级的一翼，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仍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因此，在它的两重性中，既有消极的以至反动的方面，又有积极的方面。这种两重性是贯串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全过程的。例如，在宣传工作中，他们宣传过爱国，揭露过清朝政府的腐败*，鼓吹过国民的责任，还介绍过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伦理学说，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在行动上，他们参与或发动的一些爱国运动，对提高群众的觉醒程度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就是立宪运动，也不能说客观上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起。特别是，当时革命派着重进行的是革命必要性的宣传和武装起义的实际活动，对其它方面的宣传教育常常顾不上，有所放松。同时，他们在内地不能公开活动，而立宪派一般是可以公开活动的。在封建势力比较强固而革命派的力量还没有达到的地方，立宪派在启蒙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就更多一些。这些，我们都应该公平地给予肯定的评价，不能抱着骂倒一切的态度。 

立宪派内部的情况也是相当复杂的，需要作具体分析。海外的康梁与国内的立宪派是有区别的。就是国内的立宪派，成分也很复杂，至少有三种情况。第一，是同铁路投资直接有关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川汉路、粤汉路沿线那几省，不少人在铁路方面的投资比在工厂的投资要大得多。后来，清朝宣布把铁路收归国有，这同他们的经济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不能不起来拚命。这部分立宪派表现得最激烈，积极贡献也比较多。第二，主要是投资工业、农场等，受封建官府的保护也比较多，张謇就是代表。他们特别害怕“秩序一破，不可回复”。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对清朝政府有强烈的不满，但总的态度还是千方百计加以维护。直至看到清朝必倒，旧秩序已无法维护，才改变态度。第三，还有些经济落后的地区，实在没有多少资本主义，虽然也叫立宪派，其实与封建士绅没有多大差别，这些人有多少积极贡献就很难说了。至于以个人来说，革命派中有后来变得很坏的，立宪派中也有后来变得很好的，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需要多说。此外，在不同时期内立宪派的情况也有不同，特别是1910年冬第三次请愿失败后，它本身又有分化，正如有的同志指出过的：有的转向革命了；有的虽还不赞成革命，但对清政府绝望了；有的还在维护，直到大势所迫才改变态度；有的始终坚持反动。这些，都应该如实地恰当地给予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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