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致辛亥革命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三）对辛亥革命在各地的研究：有伊懋可（Mark Elvin）的《辛亥革命在上海》（《远东史学集刊》29，1984年）。作者认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不足引起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商人与制造业主具有新的双重身份。（四）对辛亥革命与传教士的研究：有里德（James Reed）的《传教思想与东亚政策(1911～1915)》（哈佛，1983年）。书中写到美国普通传教士对辛亥革命持有同情，有的还给家人写信，认为起义的根源是“中国人的自尊”。但作者又指出美国传教士“不管他们的神学多么宽容，不管他们的社会福音多么激进，他们都不可能不受惩罚地就采取暴力行动这一最后步骤，也不可能鼓励其在传道时鼓吹暴力行动”。作者并指出公众与官方对支持辛亥革命存在着感情的鸿沟。（五）对辛亥革命时期对外关系的研究：有詹森（Marius B.Jansen）的《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剑桥中国史》第11卷，纽约，1986年），指出大部分留学生学到的主要教训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使他们的同乡观念增添了日益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另外，钟凯瑞（译音）发表的《美国人与中国的变法和革命》（纽约和伦敦，1984年）、安斯切尔（Eugene Anschel）的《荷马·李、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纽约，1984年）详细记述了孙中山与荷马·李的交往。（六）对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的研究：有汪荣祖的《追求近代民族主义：章炳麟与革命中国（1869～1936)》（弗尔吉尼亚，1989年）。作者认为章炳麟凭其学问与文笔为革命大造舆论，对整个革命运动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文献翻译和工具书编纂，有以下著述：一是《孙中山选集》（加州，胡佛研究所，1994年），由魏里（Julie Lee Wei）、梅尔斯（Romon H.Myers）与格林（Donald G.Glin）合编，魏里、孙以栗、赵丽达（均译音）翻译。全书选入论文40篇，包括从孙中山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到1924年12月的《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未收入“遗嘱”。选材以1981年台湾地区出版的《国父全书》为基础，有3篇文章选自北京出版的《孙中山全集》。该书文章大部分首次译为英文出版。书出版后美国报刊两次发表书评文章，宣称台湾“真正实现了孙中山的遗愿现代化”，认为该书对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将是很重要的文献。二是1991年初版、7年后增订再版的张绪心与高理宁合编的《中国共和革命中的孙中山研究书目(1885～1925)》（纽约和牛津，美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书中包括了各种文献参考书、论述、著作、文章、专题、论文、译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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