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孙中山与美国的接触研究》（安阿伯，1971年）和米塔洛（Michael V.Metallo）的《美国与孙中山》（同上，1974年），对孙中山为得到援助或得到承认而进行的种种尝试和他与美国各方面人物的接触作了说明。研究指出当年美国官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低估和误解造成了对孙中山的傲慢态度。另外奥尔特曼（Albert Altman）与史扶邻著的《孙中山与日本人(1914～1916)》一文（《近代亚洲研究》1972年第6期），论及1915年5月反对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嘱告柏文蔚转东京同志可自行反对，孙“另有对策”的具体内容。蒙霍兰（J.Kim Mun Holland）的《未成功的法国联系》（《亚洲研究杂志》1972年第32期）还透露了从法国档案中看到的与法国联系建立中国南方政权的细节。
关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论著：(一)对辛亥革命的总体研究：较有分量的是芮玛丽(Mary C.Wright)编辑作序的论集《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纽约和伦敦，1968年），汇集了三年前一次辛亥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成果。书中指出反君主政体力量中所缺乏的是领导人物和组织上的统一，而两个因素被认为是使革命产生更具决定性的结果所需要的，孙中山没有能力利用革命形势。编者还指出外国势力的无所不在都会阻碍革命并使之夭折。（二）对辛亥革命前后团体的研究：有郑贤（Shelly Hsien Cheng）的《同盟会的组织、领导群众及财务(1905～1912)》（安阿伯，1962年），着重阐明孙中山在华侨中的作用以及出色的筹款计划。（三）对辛亥革命在各地的研究：有路康乐（Edward J.M.Rhoads）的《中国共和革命：以广东为例(1895～1913)》（马萨诸塞，1945年）和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伯克利和洛杉矶，1976年），都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史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前者把广东社会各种社会*集团的复杂关系传达给人们这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后者在“社会历史的各种因素中，比较重视经济因素，特别是比较重视经济与*之间的联接”，“从经济利益得失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各集团*情绪的变化，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章开沅为该书中译本所写的《由衷的高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四）对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的研究：有高慕柯（Michael Gasster）的《中国知识分子》（西雅图和伦敦，1969年），研究的重点虽不在孙中山而在汪精卫、胡汉民和章炳麟这类人身上，但有助于说明孙中山对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作者认为在当时环境中空想激进主义取得了胜利。（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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