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孙中山在国内发动的起义，前述的《万国公报》亦曾由主编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撰文咒骂说：“汉口始发难，惠州即相继揭竿，余不暇责其命题之支离，而不得不责其作法之乖戾，尤憾其富于才而贫于智，明于事而用于理，遂致死伤枕藉，仍不免陷于斯世之罪人也。”〔3〕可见，在美国当时这位著名的传教士眼里，孙中山就已是“斯世之罪人”了。  

尽管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两次发表了“门户开放”宣言，但实际上维持一个受不平等条约约束的中国的存在，对美国政府还是有利。从美国国家利益言，没有什么理由去支持一个与自己有着这种“条约”关系的国家为敌的反对势力。因此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在华既得利益，无疑不会支持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1911年夏保路运动兴起后，9月美国驻华代办卫理（E.T.Williams）向国务院报告了保路运动引起的动乱。助理国务卿亨廷顿·威尔逊（F.M.Huntinton Wilson）当即指示亚洲舰队司令默多克（Joseph B.Murdocd）“派遣舰队为当地的美国人提供最大的安全”〔4〕。辛亥武昌起义前后（5月21日，10月18日），孙中山两次赴华盛顿，希望谒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每次均被拒绝。当时列强对起义未及时进行军事干涉，美国标榜“严守中立”，实际则采取选择代理人伺机收拾时局平息革命的方针。时任美国银行团代表与清政府接洽借款事宜的司戴德（Willard D. Straight）在1911年12月的一封信中用惋惜清亡、蔑视造反的口吻写道：“满清不该这么快就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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