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世界霸权。面对这股妖风，孙中山郑重宣告，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绝不是好侵略的民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他认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孙中山指出，所谓“黄祸论”的实质，就是西方列强“预防中国人民开明自立”，“务使中国每况愈下，以便逞意私图”。所以，“不论从何种观点去衡量，它(指“黄祸论”)都是站不住脚的”。［８］这样，孙中山揭露了帝国主义诬蔑中国人民“好战”的谰言，表明了中国人民“志向和平”的决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穿了“黄祸论”倡导者们的丑恶嘴脸。
孙中山的又一十分可贵的思想，是在从事革命的开始，就深切地同情和支持其他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早在1897年，他就对日本的宫崎寅藏说，中国人民不但要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且要同亚洲被压迫民族一起，“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兴起革命军”。［９］孙中山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协助刚刚取得独立的菲律宾革命者在国外购买*。在被列宁称为“亚洲觉醒”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的年代里，孙中山在亚洲许多国家进行联络和宣传工作，同这些国家的革命者有过联系和合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同时，孙中山也从其他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实践中得到启发和鼓舞。他说：“那非洲杜国不过二十多万人，英国去灭他，尚且相争至三年之久，菲律宾岛不过数百万人，美国去灭他，尚且相持数岁，难道我们汉人就甘心于亡国!”［10］这表明，同样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一向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遭到帝国主义的种种阻挠和破坏。辛亥革命前，帝国主义者在日本、香港和东南亚等地到处驱逐孙中山，不让自由居住，结果如孙中山自己说的：“东亚大陆之广，南洋岛屿之多，竟无一寸为予立足之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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