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洗礼，他们以《天演论》所宣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救亡的理论武器。知识分子中除一些经不起封建统治阶级官禄的诱惑，效忠于清政府的以外，大多数继承着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国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这种爱国主义思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救亡图存的愿望。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带着本阶级赋予的软弱性。封建思想的禁锢不是轻易能够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束缚也不是轻易能够解除，因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化，还得经过曲折的历程。首先需要思想上的解放，既要冲破封建思想的网罗，又要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羁绊。
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继续运用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搬来的*社会学说，作为批判武器，呐喊着“革命先去奴隶之根性”，向封建思想冲击。他们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来否定“君权神授”观念，痛斥“君权天予神授”是封建统治者制造的诳言；他们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论证民权必然战胜君权，说这是“政体进化”的天演公例；他们用人性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来批判封建的纲常礼教；他们举着“学术竞争自由”的旗帜，讨伐封建“学术专制”的“道统”论；他们引述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史来证明，世界已进入“自由钟振而专制之妖氛灭绝，平等旗张而阶级之毒焰扫清”的时代。(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五期。)知识分子从批判封建思想中，进行着自我启蒙，自我教育，寻求思想的解放。
自立军运动失败的现实，则使许多知识分子从改良主义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1900年8月，唐才常一面与孙中山联系，又联络了湘鄂会党，准备武装起义；一面又与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文廷式联系，推请改良派头面人物容闳、严复作名义上的领袖。一面提出：“不认满清政府”，“创造新自立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反清主张；一面又倡言：“君臣之义，如何能废”，“请光绪皇帝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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