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间参加兴中会有名籍可稽的会员，约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华侨及其知识分子。据刘揆一在《黄兴传记》中所记华兴会早期的骨干三十名，几乎都是日本留学生。很快发展会员至五、六百人，大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和在国内学堂毕业和肄业的学生，并获得两湖地区中、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支持。据沈瓞民在《记光复会二三事》中所记光复会早期会员有成份可考者二十五人，其中知识分子十五人，会党首领八人，商人二人。兴中会中华侨及其知识分子占一定比重，他们与国内封建势力较少或没有联系，而对清政府的腐败招致民族的屈辱，感触较深，因而民主革命的觉醒较早，也比较急进。华兴会中留学生和学生占很大比重，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熏陶下，表现出民主革命思想较浓厚，他们为了联络会党设同仇会，为了发动新军设黄汉会，表明与人民群众有一定的联系。科学补习所时间较短，其成员多为较下层的知识分子，或出身破落地主或出身贫寒之家，因而以投身新军来发动新军作为主要的革命活动方式。光复会以知识分子和会党首领居多，并与龙华会结成联盟，领导人大多是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封建势力有较多联系的一部分，而且受到会党首领的影响，因而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较多的继承了地主阶级反满派思想。这些团体不仅为同盟会的建立创造了群众基础，而且通过斗争实践涌现了一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
三、提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推翻清政府，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把这场革命斗争提高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他们还探讨了革命对象、领导和动力等革命的基本问题。他们认为：“上等社会”已腐败不堪，对内专制，对外屈辱，是革命的对象；“下等社会”有革命精神，“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但处于蒙昧状态，要知识分子去唤醒、启蒙、教育和领导，“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十期。)“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如何使完其人格，如何使尽其天职，必养其独立自营之精神，而后能为世界之大国民，以立于万马奔腾潮声汹涌之竞争场而不踣。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也，则对下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二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不少知识分子投入会党和新军，去作宣传和组织工作，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认为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这些先知先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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