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改良主义口号。一面联络会党作为武装起义的骨干；一面又寄希望于地方督抚张之洞等人。脱离群众的自立军运动很快以流血而告终，宣告了改良主义的彻底破产。表明改良主义必然让位于革命民主主义，这是时代的脉博，这是历史的潮流。血的现实教育着知识分子，使他们感到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民主革命。许多参加自立军的知识分子如秦力山、沈荩、黄兴、禹之谟、杨笃生、龚超、孙武等等，在哀悼自己的领袖，掩埋同伴的尸体以后，投身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旗帜下，成为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从爱国发展到革命，这是大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化的途径。1903年因广西巡抚王之春出卖路、矿权而爆发了“拒法”运动，同时因沙皇俄国侵占我东北，不肯按照协议撤兵，爆发了“拒俄”运动。留日学生在“拒俄”运动中，同仇敌忾，最为激昂。他们组成“拒俄义勇队”，悲愤地表示：“生为无国之民，不如死为疆场之鬼，苟得手握寸铁，□刃于俄人之腹，虽磨顶放踵，犹有余甘。”(《致北洋大臣袁缄》，《浙江潮》第四期。)准备奔赴疆场，抗击俄军。他们在《学生军规则》中规定：“目的：拒俄。性质：甲、代表国民公愤；乙、担荷主战责任。体制：在政府统治之下。”(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拒俄运动》，101页。)在这里只有反帝爱国的热忱，并无明确的革命反清之意，表明了这是一次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但是清政府把学生的爱国运动，视如洪水猛兽，加以“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的罪名，密令“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密谕严拿留学生》，《苏报》，1903年6月5日。)爱国有罪，暴露了清政府媚外卖国的反动面目，擦亮了知识分子的眼睛，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要御外侮先革命”，要挽救民族危机，必须首先推翻清政府。这是知识分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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