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军阀割据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复活。

　　袁世凯是靠小站练兵起家的。正因为他拥兵自重，才可以在武昌起义之后挟天子以对付革命党，又挟革命党以威迫天子，自己从中渔利。他率领的军队不啻是他私人的资本，唯他之命是听，他的部属将领，也各拥部分兵力以自重。军队效忠于私人，而不是效忠于朝廷。一旦清皇朝既倒，袁氏的军队便成了百分之百的私人军队，而将领们的势力更从此坐大。袁氏搞复辟，招致西南军阀树起“护国”的义旗，大加声讨；袁氏手下的将领也不甘心变成完全听命于袁皇帝的臣子，为保全各自的本钱计和将来的前途计，也消极抵制袁氏复辟帝制，所以袁氏称帝，得不到冯国璋、段棋瑞两员大将的支持。处于内外交窘之中的“洪宪帝制”，不得不败。袁氏失败之后，反过来又使各方军阀势力更加膨胀，，他们喜欢“群龙无首”的局面，借保存有名无实的“民国”，来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

　　袁氏一死，形势对军阀割据有利，于是直系、皖系、奉系等军阀崛起于北方，滇系、桂系军阀崛起于西南，加上革命派的力量，成了鼎足而三之势。在此情况下，不诸大势、不知时变的张勋，却拥溥仪再搞一次帝制复辟的丑剧，真无异是不知“夏葛冬裘”(此乃康有为的口头禅，用以讥讽不知时变的守旧派。但他积极参加张勋复辟活动，正好自我“不幸而言中”。)，所以仅闹了十二天便失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誓师”讨逆，打进北京，“再造民国”的“功臣”却是臭名昭著的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他之所以反复辟，并非出于爱护民国，而是要趁机重新夺取中央政权。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民初的两次反帝制复辟的成功，首次部分得力于西南军阀，二次部分得力于北洋军阀，不正好说明连军阀势力也不容许帝制再现于民国吗？军阀割据是坏事，反对帝制复辟是好事。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也会变成好事，哪怕时间很短暂，也是值得欢迎的，君主专制不利于军阀割据，军阀割据抵制了君主专制复辟，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九、民元以后，旧式的农民战争已搞不起来，农民的王权主义从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