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书局，1983年版，第330、331页。)对清军于11月27日收复汉阳，英国的海关官员如安格联之流拍手称快。他们希望清军收复长江流域各省及上海后，把持海关收入的英国便能让清军“毫无困难地弄到一笔借款，然后不慌不忙地克服其他各省。”(《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3页。)安格联格外迷恋袁世凯把持的北方政府，“一直在想一个怎样能帮助北京政府渡过难关的办法。”打算在“谈判成功取得借款以前，北方的税款就可以用来接济北京渡过难关”，(《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5页。)但他对南京临时政府却格外刻薄，在1912年1月5日致朱尔典的函中，主张“有必要给税务司以支持，以便他们能够坚持反对地方当局的指示”，并且建议不承认各地方革命政府所发行的钞票，要各地“一律用现款付税”。(《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7页。)英国不但控制海关的收入，而且还企图利用所控制的口岸，阻挠革命党人运*进海关。为了光复上海，革命党人用船载*从青岛转日本到上海上岸，安格联对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并禁止此事深感遗憾。他说：“如果我能知道*是什么船载来的，也许可以想办法加以控制。”(《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4页。)
在英国的破坏下，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财政上处于枯竭状态。“革命派首领们进行军事的和*的斗争的主要困难是款项问题。”(《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99页。)同时新政权也得不到列强的承认，外交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绝境面前，革命党人只有选择再次与袁世凯进行和谈，以期革命能够廉价地取得胜利。
不过，革命党人对民主共和的信心仍很坚定。正如一位西方作家所说的：“中国的共和派们对自己的目标矢志不渝。而全国的绝大多数，和他们站在一起。”(A·T·布朗《中国革命》纽约，1912年版，第175页。)对此，英国政府不能不加以考虑，外交大臣格雷指出：“支持赞成君主制的北方，可能促使南方以共和国的形式分裂出去，如果可能的话，避免这样一种分裂是可取的。”(《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9页)朱尔典也说，虽然“维持满洲朝廷，实行君主立宪乃是最良方案。”但是，“现在既以无法强制革命军接受这一方案，就只好从谈判决裂和成立共和政府这两害之中选择其一。”(《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300页。)莫里循也重弹过去老调：现时舆论既然极力主张共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使满洲皇室退至热河，建立共和政体，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297页。)出于上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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