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原来与自己在*上处于对立地位的立宪派人，是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所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由于同盟会对这一问题，事前似乎根本没做过认真研究，当然也就谈不上制订出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方针与政策。这样，就决定了当江、浙一带立宪派人出来从事筹组临时中央政府的活动时，一些同盟会的领导人，只好根据各自的认识作出不同的反映。有支持的。如沪军都督陈其美在接到程德全、汤寿潜的建议后，很快就派出了俞澄寰、袁希洛、朱葆康为代表出席各省都督府代表会。有的含蓄地表示对立宪派的活动不能承认，如马君武(详见《民立报》1911年11月15日，社论。)。
马君武之外，当时在上海的武昌军政府的临时代表何海鸣等人虽未对立宪派人的筹组临时政府活动公开提出议异，但他们却有把筹组临时政府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用以抵制立宪派人行动的打算。这具体表现是11月19日，何海鸣、胡瑛、胡仰、胡伟、邹廓等五人(何海鸣等五人，是10月29日由于汉口战争吃紧，离武汉东下求援的。)，以武昌军政府临时代表的名义，在《民立报》上刊出了成立“中华共和民国联合会”的通告。通告说：“武汉义旗首举，四方响应”，但“临时政府未立，对内之统一无联合，对外之交涉无机关”，“本会同人深望及此，乃共同组织斯会，以促进中国临时共和政府成立，暂设临时外交总机关为宗旨，乞各省及团体派代表二人赴会，共商办法。”(《民立报》19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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