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组建临时政府之后，首当其冲遇到的最大难题仍然是经费无着落。在军需急于星火，筹款难于登天的艰难处境下，临时政府主要采取发行公债、军用钞票以及向外借款的办法临时支撑维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商会对孙中山革命党的不满倾向愈益加剧。其原因首先是社会治安的混乱未很好解决。这一方面是下层劳动群众的经济地位在革命中没有得到改变，其自发斗争仍然踵起不绝，另一方面则是新政权对反动势力的打击不够彻底，土匪抢劫和盗贼骚扰时有发生，就连在孙中山坐镇的南京，同样是“抢劫之案层见迭出”(《申报》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８日；３月９日；１９１３年６月５日；８月３。)。其次是商业萧条的愁云惨雾不仅未见消逝，反而更加浓厚。许多地区“银元飞涨，日益加甚，人心恐慌，几达极点”，“市面萧条，大有江河日下之势”(《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４日。)，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捐税的重新开征，引起商会资产级阶的普遍反感。

　　对孙中山革命党的不满心理，无疑将增加商会资产阶级对袁世凯的幻想。袁世凯伪装赞助共和，“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诺言，则更似一副兴奋剂，使其陶醉不已。于是，他们争先恐后群起加入“非袁不可”、“非袁不能收拾”的大合唱，胁迫孙中山让位。当孙中山为确保共和，提出定都南京的要求时，几乎南北所有商会都认为是节外生枝，不仅一辞莫赞，反而从中作梗。首先是天津商会公开通电，声称：“若令袁公往南接任总统，北方必有变乱，于民国前途恐多危险”(《申报》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８日；３月９日；１９１３年６月５日；８月３。)。北京、天津等地陆续发生“兵变”后，上海商会也以在沪全体商人名义，呼吁“早定统一政府，免再风动云扰，致生意外干涉”(《申报》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８日；３月９日；１９１３年６月５日；８月３。)。由于商会以全体资产阶级的面目出现，造成所谓的民众心理，因而其举止言行必然会产生相当的社会影响。孙中山再次妥协而放弃自己的主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次革命”爆发前夕，商会又希图故伎重演，利用他们的长袖善舞，逼迫孙中山让步。上海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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