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6页，1976年正中书局出版。）。罗福星返台后，经与同志及旧交商议，决定以客家同胞的聚居地苗栗为据点，联络同仁，策动革命。为避开日本人的耳目，将同盟会台湾分会对外称作“华民联络会馆”，着重发展组织。罗亲自撰写了《大革命宣言书》，列举11条事实揭露日本苛政下台湾人民的悲惨生活，明确指出“在强权压制下之在地人（即台湾人民），除以革命手段推翻日本帝国主义而外，别无自救之路”（《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第二十五章“台湾起义”，台北1962年出版。）。
接着，罗福星自苗栗南下，分别与台中东势角赖来、南投沈阿荣、新竹大湖张火炉、台南林李商和关帝庙李阿齐等抗日志士取得联系。大家分头开展活动，入会者接踵而来。1913年7月中旬，黄兴派潘某、陈士、王渊等抵台调查组织现状及社会、*等实际情况，根据机关部的统计资料，申请加入同盟会者已达九万五千余人（罗秋昭：《罗福星传》，台北1974年出版。）。但是，罗福星并没有将各地的队伍都纳入同盟会统一组织之中，只不过建立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缺乏坚强和严密的领导。因此，在敌人的警犬四处嗅觉和追踪下，先后迫使各地的革命武装仓促发难，遭到被各个击破的厄运。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偕胡汉民于1913年8月4日从福州马尾乘日轮“抚顺丸”于次日抵台，拟转赴日本，给台湾志士带来很大鼓舞。台湾总督对中国革命领袖的到来相当恐惧，一面佯装欢迎，一面在孙先生下榻的台北御成町“梅屋敷”四周，以安全为名，严加警戒，企图阻止孙与抗日志士联系。但是，罗福星、杨心如，翁俊明等在革命同志的掩护下，都谒见了孙先生，详细汇报了台湾情况。孙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郑重地嘱咐罗福星：台湾革命不同于推翻清政府，因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没有充分的把握时，决不可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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