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内他又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存在过浓厚的幻想，呈现出矛盾的现象。又如，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受过系统的近代教育的洗礼，强烈地憎恨那种中世纪式的专制和愚昧。他所鼓吹的“民权”思想，在近代中国曾起过强大的启蒙作用。但他对群众又信任不足，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东西（例如秘密会党中的家长制）对他也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有时甚至发展到独断和推行个人崇拜的地步，虽然这不是他的基本特征。这又是一个矛盾。再如，孙中山热烈地期待着中国的工业化，但他又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社会中的严重弊端。于是，在他面前摆着双重而又相互矛盾的任务：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又力图避免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端，成为主观的社会主义者。到他的晚年，终于成为*主义者的朋友。
这一切，包括他思想和行动上的种种矛盾，都不能单纯从他个人身上获得解释，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特征。在这种类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他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
因此，如果把他的一切放在更广阔的世界历史范围中去考察，把他同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家相比较，把他同二十世纪初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革命家相比较，把他同今天第三世界的*家、思想家相比较，把他和同时代中国的许多人物相比较，细致地分析他们之间的相同和不同，我们肯定会发现一些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并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二，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但怎样才能实现他所争取的崇高目标？他一直处在不停步的摸索和寻求中。孙中山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探索者的一生。
我们还要注意孙中山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孙中山是博学的，而且在他的时代是思想水平很高的人。但他决不是那种只在书斋中冥思苦想的学者，而是一直处在火热的战斗实践中的革命家。他特别注意倾听事实的呼声，重视研究中国的国情。他说：“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他又说：“我们要拿事实做材料，才能定出方法：如果单拿学理来定方法，这方法是靠不住的。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象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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