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会党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旧式会党已有明显的区别，主要是由于革命党人对会党徒众进行了发动和改造。使湖南的会党运动汇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

　　早在华兴会成立时，黄兴、刘揆一等人从湖南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工作侧重点放在会党方面，而关键又是联络著名会党首领马福益。其时，马福益雄据一方，但对革命的认识毕竟还是肤浅的，当黄兴、刘揆一与马福益会晤之前，曾派刘道一偕同万武与马初次接头，而马对刘道一等人“深表轻慢”，刘道一发挥其善于雄辩的才能，不亢不卑，晓以革命大义，他开门见山地向马福益指出了三条出路：“马大哥究竟是遵照洪门遗训，担起灭清复明的责任呢？还是开开山，拜拜堂，收点党徒，弄点金钱，头上插个草标，出卖人头呢？还是收集力量，使官兵疲于奔命，莫奈我何，然后再受官廷招抚，别开生面去做满清的奴才呢？”接着，便详尽地阐述了革命宗旨，“第一为图强，请看我们今日之中国，还成国家吗？推其原故，都是满洲人弄成的，所以非革他的命不可？第二是满洲人的心中，认为我辈是他的家奴，情愿将国家送给外国人，不愿还给原有的主人。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又非实行种族革命不可。”(万武：“策动马福益起义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页。)刘道一的一席话使马福益为之折服，慨然相许加入革命，为黄兴、刘揆一、马福益的正式会晤创造了条件，于是，便有长沙起义计划的拟订和实施。长沙起义虽因谋泄而流产，然而，革命党人发动和改造会众的工作并没有白费，俟到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又用同盟会的纲领宣传和组织会众，进而开创了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国途中，曾伪装成“富商”，前往萍乡上粟市一带，邀约萍浏醴各地哥老会头目会晤，向会党徒众反复讲解国民革命的道理，说明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个人争王争帝，而为“全民族的自由解放”。长沙水陆洲会议以后，蔡绍南回上粟市原籍，并前往桐木市等地登堂“演说革命”，“蚁附甚众”，“作用孔常”(《萍乡县知县张之锐和驻萍巡防营管带胡应龙禀赣抚吴重熹文》，《汇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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