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在它的章程里写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这就告诉人们，革命，首先是为了改变祖国的悲惨命运。进入二十世纪，当众多的志士相率投袂而起，救亡的声浪如响斯应时，那种对民族的屈辱，祖国的危亡怀着切肤之痛、燃眉之急的情感，可说是充塞于当时革命书刊里。屏息捧读，阵阵奋起救亡的呼声，仿佛就在耳畔响着。湖南新化人、杰出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影响尤为深远。他沉痛控诉了帝国主义蹂躏、分割中国的野蛮行径：“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他形象地把清王朝叫作“洋人的朝廷”，号召人们不要对它存在任何指望，只应起来革命，推翻它的统治。这种清晰的民族觉醒，炽热的爱国精神，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跃登*舞台而风起云涌于中国大地，这是鼓动起辛亥革命浪涛的号角。

　　革命派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念的宣传，也对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热情奔放的青年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军》，以“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裂喉”的雄毅气概，歌颂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民主革命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以“口流涎而心痒痒”的倾慕心情，无比热烈地表达了对“自由平等”的向往。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怒斥“载□（光绪皇帝名字）小丑，不辨菽麦”，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当时人们就为之咋舌。他更以雄辩犀利的文章，阐明了中国只可行民主革命而不应指望清王朝恩赐君主立宪的道理。为了□夺封建专制主义“君权神授”的神圣外衣，革命者又对于天命论、封建纲常展开了批判。他们勇敢地提出“革天”、“无圣主义”的口号，对封建统治者借以“阻人群之进步”的天命论加以揭露。倡言“破专制之恶魔，必自无圣始”，“谋人类之独立，必自无圣始”，号召人们在思想上挣脱所谓“圣人之言”的羁绊，尖锐地指出“君主无圣人，则其压制臣民较难，惟有圣人而君主乃得操纵自如，以济其奸”。因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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