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闷，固由于汤、黎商洽，辗转需时，不得不尔。然躁急者失望，胆怯者恐惶，至有忿忿作归计者，其情事紧张，较18、19两日更为难堪。午后则武昌城内外，遍贴布告，往观者途为之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倩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首义记》第一○五叶。)。这说明当起义胜利伊始，顽敌近在咫尺的形势下，的确需要一个能够统驭全局；足资号召，具有稳定军心，指挥退敌的声望和才干的人出任都督。在革命党内，除了黄兴外，无论是蒋翎武还是孙武，都不能胜任，更不用说次于蒋、孙的蔡济民、李春萱、熊秉坤等一流人物了。这样，仓卒之间，把黎元洪推举上台，迫使转向革命，自然会被起义者共同认定为一着好棋。无怪乎黎未出之前，群情惶惑，而布告一贴，就竟至观者塞途，欢声雷动。如同熊秉坤形容的：“于是革命军大振，具以领袖得人”)《武昌起义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92页。)。
其次，黎的上台，同革命党人对“排满”的理解不当也有联系。原来，提倡“排满”是革命派用来动员民众，借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手段。但由于宣传上的渲染过甚，而民主主义的启蒙工作又相对地薄弱，以致不少人通常地把实行共和仅仅理解为政体方面的更易，而不认识那是*上层建筑领域内新的统治阶级取代旧的统治阶级的过程。如同参与起义的杨玉如说的：“当时党人惟以满人为革命对象，汉人中即属官僚或不革命者，概不敌视。黎元洪虽无革命思想，然党人以彼同属汉族，终必表同情于革命。”)《先著记》第72页。)所以，尽管起义者知道黎元洪于10日晚间还坐镇四十一标第三营制止士兵响应，并惨杀两个革命党人，但一经吴兆麟加以辩解，说什么“彼一时，此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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