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迅速胜利，群龙无首，而政权亟待建立的紧迫时刻，黎元洪的出任都督，就使得革命派之间为都督一席所可能出现的争执，得以避免；也使政权的建立不致因都督的难产而搁浅；且有利于争取汉族官绅采取背离清廷的立场，减少了抗拒革命发展的阻力；而敌人也因此深感自身的孤立。如同章太炎撰写《大总统黎公碑》时所描写的：“瑞□始谓小寇蜂起易定，故走江上兵舰待其变。闻公（指黎元洪——引者）出，乃去。”这虽然有所夸张，但也不能视为无稽之谈。从这方面说，武昌首义胜利的迅速扩展，革命内部获得一定的稳定，原因之一，是黎元洪的出任军政府都督。
武昌首义后各省响应，当然是由于革命在全国发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是起义在一个*、经济、军事重镇得到胜利所引起的共震。但黎元洪的出任都督，与此也多少有关联。起义各省有些巡抚、统制、协统一类的官僚，或立宪派人士的附从革命，各有其内在原因，但黎元洪的上台，不能不说是某种程度上为他们作了榜样。一位首义的参与者事后也认为：“平心而论，各省闻风响应，黎之被迫参加革命也有一点推动作用。”)《辛亥革命实践记》，《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81页。)
诚如当时人的回忆：革命党人“最后决举（黎）元洪，岂非以其资历名望，是以消反侧而号召各省响应哉”)《首义记》第一○二叶。)，这可以看作是推举黎元洪所获致的成效的如实评述。因此，把黎元洪一开始就作为篡窃首义政权，蛀蚀革命果实的角色来进行描绘，是有欠公允的。
然而，在历史上是合理的事件，并不是只有积极作用而没有消极作用。肯定黎元洪的上台产生了有利革命的效果，并不意味着这就否定了他破坏革命所带来的危害。应当说，他在这方面是劣迹昭彰的：诸如攘夺首义政权，离间和残害革命势力，裹胁“独立”各省向袁世凯妥协，破坏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等等罪行，是必须加以揭露和谴责的。
确切地说，黎元洪出任都督这一事件的本身就包含着对革命的“利”、“害”两个方面。“祸为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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