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某些人的论点，辛亥革命不过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主张的“激进主义”思想的结果，因而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历史事实证明，这场革命绝非某种主观意愿和人为因素的结果，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产物，是清政府十分腐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一句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0世纪初，在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声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沦为“洋人的朝廷”。由于它的卖国和腐朽黑暗的统治，不仅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化，而且与立宪派的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日益走向孤立的境地。
    清政府为实施新政而加捐增税，勒索人民。当时，“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于无物不捐”（《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355页）；“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论近日民变之多》，《东方杂志》1904年第11期），各级官吏乘机从中勒索中饱，广大民众难以为生，民怨鼎沸。人民群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纷纷起而反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与农民起义等各种类型的反清斗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据统计，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遍及全国、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使清王朝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
    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也日益将主张改良的立宪派推向自己的对立面。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革命风暴的来临，立宪派一方面发动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尽快转入民主立宪的轨道；一方面领导了反对清政府将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保路运动”。然而，这两次运动都遭到清政府的镇压。清政府不可能接受立宪派的要求，接受了就意味着自身权力的丧失，因此，一次又一次拒绝立宪派的请愿要求。到准备进行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即命令禁止请愿活动，明白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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