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司法、自叙,粗备专志规模。曾任民初参议员的谷钟秀编写的《中华民国开国史》,由泰东图书局于1914年刊行。是书在绪论和结论外,以三编分述组织政府时代、临时政府时代和北京政府时代史实。另一种早期著述形式,系由一批辛亥革命参加者所撰写的回忆录式著作。其中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居正《辛亥札记》、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等,由于有亲身经历为依据,并保留了大量原始材料,更有的作者具有一定的传统史学功底,采用纪事本末或别的体裁叙述历史,附录大事年表或名录传状等等,不失为有价值的辛亥革命史著作,至今还被一些辛亥革命史论著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或加以引用。
以上这些关于辛亥革命的最初著述,尽管往往流于资料罗列,未免粗疏,却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史料,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起点,其前驱先路之功不可没。
30年代以后,国民党开始着手党史的编纂和研究,辛亥革命史被纳入其中,出现了一批以辛亥革命命名的著作,较有影响者为左舜生、郭真等人的作品[3]。当时有一些人物传记出版,特别是孙中山的传记,因其逝世,后来又被推崇为国父而猛增。由于动员华侨参与国内建设和抗战的需要,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著述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些著述大多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打上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写革命领导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量是非,褒贬人物,不乏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曹亚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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