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有的认识则相反。他认为，反清革命中固然存在种族复仇主义的偏见，那与孙中山无关。“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便是要消除这种不健康、不合理的意识，端正民族革命的立场与效果。”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既不是寻仇主义、报复主义，也决不是狭隘的汉族沙文主义”[45]。　

应该说，孙中山在发动会党时，也偶尔留下过“兴汉复仇”[46]之类过激文字，也说过与“复仇”有关的话，值得引起注意。不过，倘若把他归入种族复仇主义者一类，似嫌论据不足。况且，发动暴力反清运动乃事关发动者与被发动者双方之事，孙中山曾经依靠会党，推崇暗杀手段，似乎无可非议。在当时，连康、梁为首的保皇党都热衷于暗杀与联络会党中人，遑论以暴力反清为职志的孙中山。至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是否连一点“狭隘的汉族沙文主义”都没有，也有待于充分的史料说明。　

章开沅在1981年指出，孙中山等人的“排满”宣传品“确实充塞着大量的封建性极为浓厚的大汉族主义”，但是，“我们在评说‘排满’的时候，不能忽略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即有清一代汉族始终是被压迫民族。”[47]时过十余年后，他的见解已稍有变化。他说，“满族入主中原以后，一方面是恩威兼施政策的收敛，一方面是本身汉化程度的加深，使满汉之间的敌对情绪已逐渐减弱”，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早已认同了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在当时，“中国的民族运动实际上存在两种抉择，两个前途。清朝政府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充当民族运动的主导者（即令是名义上的主导者）。[48]章开沅的后一种见解倒是同李时岳、赵矢元于1981年发表的论点比较接近。[49]不过，多数学者的看法却与此相反。　

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需要对清朝260余年间各阶段满汉矛盾的消长情况作出具体考察。但不管怎样，满汉矛盾的存在，实属有清一代十分敏感与棘手的基本国情。至于汉族知识分子对清朝统治的认同范围与程度，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同盟会骨干汪东的回忆倒是为我们提供了相反的例证。他说：“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依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祖父住在镇江府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近八十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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