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明等人说得更具体：“总的看来，辛亥革命不是在民族冲突中、而是在民族和解中进行的。经过辛亥革命，满汉关系不是变得坏了些，而是变得好了些。”“为庞大而驳杂的排满队伍指示了正确方向的，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57]　

林家有在另一篇论文中则承认，在革命高潮期间，陕西、福建两地出现过满、汉之间的民族仇杀，但他认为，“这些现象不是为时尚短的民族主义宣传所能引起的，而是剥削阶级长期实行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造成的。当然，革命派的‘反满’口号过于简单，也容易被人曲解‘反满’的过激言辞也确实含有一些消极因素，对民族情绪的增长起了某些激化作用，这是历史事实，没有必要加以隐讳”，但是，“有人不加分析地把上述两种现象都说成是革命派民族主义宣传的结果，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58]　

赵毅等人在具体考察“革命排满”呼声对八旗社会的影响时指出，不仅封建统治者寝食难安，而且在八旗社会内部“也引起了不小的惊慌”，“说明革命党人还没有在八旗社会内部进行广泛深入的‘革命排满’的正确宣传，从另一个角度则反映出‘反满’思潮影响的效果，造成了旗营中相当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一部分旗人已取逃避而非抵抗革命的态度”，加速清朝统治的瓦解。[59]　

郭世佑针对有些学者认定孙中山等人的反满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之论点，认为反满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孙中山、朱执信等人对此都曾明确表态。“及至溥仪退位，清朝皇统结束，孙中山自己即将退位之际，他还特意赶往明孝陵，向明太祖朱元璋的亡灵祭告自己的‘光复’之功，可谓克始克终。再过七年，当他撰写《建国方略》时，这位民国的缔造者还在津津乐道武昌起义之成功‘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60]　

关于反满的必要性与相关历史作用，基于清朝政府的腐朽、暴戾与卖国，章开沅指出：“民主革命的丰富内容当然并非‘排满’二字所能尽行概括，但是‘排满’却已成为民主革命的当务之急，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不可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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