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灿的见解是：“正因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反对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国内民族的压迫，……对于被统治的各阶级，对于中国的全体民众都是休戚相关的。因此，这种民族革命运动，客观上不能不带有全民的性质。”[42]此论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但未曾引起重视。窃以为，如果说反满民族革命在客观上带有全民的性质，那么，属于孙中山等人主观范畴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性质究竟何如？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怎样？如何看待这些联系与差异？这些问题似乎都有待进一步说明。
关于反满民族主义的局限性问题，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有无反抗西方列强之意；二是有无大汉族主义倾向。
不少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仅没有反帝的内容和口号，反而对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成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就是为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危机而起步的，虽无明确的反帝纲领，至少客观上存在反帝的作用。至于孙中山不以反帝相号召，主要是基于策略上的考虑，无可非议。
关于孙中山有无大汉族主义倾向，以及如何衡估反满民族主义的作用与影响，讨论各方的分歧较大。
张磊较早地指出孙中山“一定程度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在他看来，孙中山把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归结为汉族历史的发展，在强调光辉灿烂的中华古老文明时，忽视或无视其他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所做的贡献，另外，“相当程度的种族革命的色彩——这乃是民族主义的又一个缺陷”，“过分地强调‘反满’和把满族理解为‘鞑虏’是与近代民族运动的内容和形式不相适应的”[43]。
王力平认为，孙中山在其“民族革命”的实践中，以“排满”为口号，不仅“强化种族对立的色彩”，“强化大汉族主义的至尊观念”，还“渲染民族复仇意识，……过分地依靠具有强烈反清色彩的会党组织和过分地推崇暗杀等暴力手段”，及至民国成立，“将政权放心地交给了‘同种’、‘同族’的袁世凯，自己则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经济建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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