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明等人认为，“兴中会成立之前，是酝酿时期”；“与兴中会同始终，是向旧三民主义过渡的时期”；“同盟会阶段，是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第一阶段，即革命排满阶段”；“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阶段，是旧三民主义的第二阶段，即在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的同时，确认民族平等和倡导民族同化的阶段”[20]。　

宝力格以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为界，将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演化过程分成二段：前段是“建立在传统华夏意识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论”，后段是“建立在民族同化思想基础上的民族共和论”[21]。　

俞正以孙中山“对民族革命思想的逐步修正”为线索，分做三个阶段：一、从1897年8月与宫崎寅藏等谈话开始，“初步论及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关系，注意将民族革命同改朝换代区分”，到1906年11月为止。二、“公开纠正某些人对民族主义的误解，清晰透辟地阐明了民族革命与*革命的关系，时间大致从1906年12月至1911年冬。”其中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标志着孙中山民族平等思想迈进了一大步，标志着民族主义基本成熟”。三、“以‘五族共和’取代‘驱除鞑虏’，以完全的民族平等思想淘汰华夷观念，时间为1912年。”[22]　

应该说，划分复合型与多变型历史人物的思想阶段，如同对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做分期判断一样，原本并不容易确定。在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流变历程中，即使以“创立合众政府”为坐标，1894年或1895年这样的年份也顶多只是一个近似符号，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迟至1900年10月，孙中山为何还向刘学询提出，起义成功后的政府首脑“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23]倘若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或政党的成立等群体行为做界标，也不一定能及时与真实地反映孙中山本人的思想变化情况。否则，孙中山就难有“先知”或“先行”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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