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民”之所指，尹全海的见解既不是朱元璋，也不是洪秀全，而是洪门会党。他的判断是：“朱元璋遗留的民族思想和孙中山民族主义中‘先民’所遗留的民族思想，并不是一回事。”“洪门会党的‘反清复明’宗旨和洪秀全的反满思想相比，前者才是孙中山所指的‘先民’所遗留的民族思想。”[16]　

生当中外局势与社会生活急剧嬗变的年代，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之源也许不可能是单一的，试图弥补文本主义的缺陷，沿着思想本原与社会环境两条线索来探求之，应该说是可取的。至于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之流向与阶段性的演变过程，也为学者们所关注。　

李新等人认为，求学香港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起点，也是其革命思想的起点。而1895年香港兴中会提出“创立合众政府”，又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的起点，标志着“孙中山*思想的重大发展”。1903年十六字纲领的出现，表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经赋予“越来越充实的近代社会内容”[17]。　

林家有的看法是：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是“孙中山民族主义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然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指导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则是在1896年10月伦敦蒙难以后至1903年才确立起来的。”[18]他还强调，“一个人的思想来源于什么文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以及如何将自己的思想与日益发展、变化着的形势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处于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序列中。”[19]在这里，林家有之所以断定“一个人的思想来源于什么文化并不重要”，那是因为他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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