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认为，孙中山的演讲表明他“已经摆脱了具有狭隘落后性和复仇色彩的种族革命的倾向，而显示出了近代民族运动中的民主主义的精神”，并为推翻清朝后以‘五族共和’解决民族问题奠定了基础。[30]李时岳、赵矢元也认为，有关演讲内容“已经透露了在推翻清朝之后孙中山随即改‘反满’口号为‘五族共和’的消息”[31]。　

在李光灿看来，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权”，“这种反映历史真正要求的见解，就自然接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32]　

俞正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说，尽管这篇演说标志着孙中山向民族平等思想迈进了一大步，“不过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其一，该演说强调‘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那就意味着未来政权只能由汉族掌管。其二，满人在革命后可不可以参加新政权？有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该演说未作说明。可见孙中山此时的思想，离开完全的民族平等，尚有相当差距。”[33]　

平心而论，俞正的见解更显得接近或反映历史的真实。这是因为，姑且不说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中究竟有无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本义，也不论孙中山后来对‘五族共和’主张的真实态度如何，只要细读孙中山那份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赞诩的演讲词，便可知演讲人所强调的还是“种性”与“汉人的国”，[34]无意于平等看待包括满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况且，他的演讲之所以明显增加了民权主义思想之比重，这与同盟会之狭隘民族主义正遭到政敌梁启超的理性批判也不无关系。孙中山平时蔑称满洲人为“满胡”、“满洲鞑子”、“满奴”、“满贼”、“满虏”、“鞑虏”、“清虏”、“胡虏”、“胡逆”、“异族”、“异种”、“外国人”和“从外国来的满族人”，呼清帝为“客帝”、“野番”，视清朝为“虏朝”、“异族政府”、“外国政府”，强调“满洲政府”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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