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70年代末以后，有关讨论继续展开。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云：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有二，“一是农民阶级朴素的民族反抗思想”，“二是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10]。魏忠胜也说，一方面，“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其思想渊源来说，继承了中华民族革命、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传统”；另一方面，“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不过，他在具体阐述时，还是强调前者。在他看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既汲取了朱元璋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又更多地受到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启示”[11]。　

李时岳与赵矢元则认为，“反满思想主要来源于封建的大汉族主义的‘华夷之辨’，即汉族优越于国内其他民族，只有汉人可以做中国的皇帝，其他民族没有资格做中国的皇帝。”至于“清朝统治确立后逐渐淡薄下去的满汉矛盾，经过200多年又突然尖锐起来了”，“真正的原因在于‘反满’和资产阶级民族思想的结合”[12]。　

林家有从社会背景、阶级基础与思想源流等三方面加以探讨。他说：“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和清政府走狗面目的彻底暴露，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社会原因。”“随着民族资产阶级阶级意识和*要求的确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觉醒日益提高，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阶级基础。“继承中国近代以农民为主的革命‘先民’的反清革命传统，吸收欧美和亚洲各国民族独立的革命思想，作为争取中国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思想武器，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至于“先民所遗留的思想”，“这包含有继承古代中国‘夷夏之辨’的思想因素，但主要是吸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反清思想。”[13]稍后，他也强调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虽然是中西文化复杂化的产物，但它产生的文化背景主要是受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潮的影响。”[14]　

张正明等人则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导源于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说远一点，是内中国而外四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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