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发表的3篇专述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论文，都充分注意到了这一思想的渊源与社会历史条件。李泽厚认为，从理论上讲，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不同于章太炎等人那种夷夏之辨的中国传统封建观念。“从现实渊源说，则是太平天国、义和拳等农民革命的反满要求的承续和提高。”[5]张磊则认为，孙中山除了从“欧美借取了自由的解放思想”与“接受了农民阶级和社会下层分子的民族革命斗争的路线，但又淘汰了其中的笼统的排外主义和宗法的落后色彩”，还“继承了把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命题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相互联系的改良派的观点，但又唾弃了其中的妥协主义的谬误路线”[6]。可见，张磊已较早地注意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萌发也有积极影响的一面。李光灿则着重阐释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进而指出：这一思想“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民族压迫的社会条件中产生的，它反映了全国人民反清反侵略的民族革命的要求”[7]。　

除此之外，苑书义《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文也涉及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起源问题，他所强调的是国内外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对孙中山的感召。他说，孙中山民族主义纲领的提出，既有“汉族人民革命的风潮一日千丈”的推动，也有“亚非殖民地人民反帝斗争的鼓舞”[8]。　

1961年，正值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刘大年专论反满问题。他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具有浓厚的反满民族斗争色彩”，“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辛亥革命要打倒的反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