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支那政府”，“大清国”不等于“中华国”，自称汉族为“皇汉”，汉人为“亡国之民”，斥君主立宪论者为“汉奸”，[35]有关意念在此后也不曾完全消失。例如，孙中山在1908年部署广西边境起义前后仍称，“当此得失之交，为吾汉族存亡所关”[36]，仍视光绪帝为“虏帝”，满人为“满奴”[37]。在1910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还再三强调：“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非实行革命，废灭鞑虏清朝，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38]这是我们在归纳和阐释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内涵与演变进程时不能不有所注意的。
关于民族主义的性质，一般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惟在具体论述上略显差异。
章开沅认为，“二十世纪初年的‘排满’实际上成为反帝、反封、反君主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战斗口号，已经与往昔的‘反清复明’有着本质区别。”“资产阶级革命派诚然不是明确的阶级论者，……但他们的许多言论和文字，至少在客观上表述了这个斗争口号的阶级内容。”[39]
刘大年认为，民族主义与反满斗争“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理由在于这时的反满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反满斗争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其阶级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和清政府背后的帝国主义，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阶级。”[40]
在此问题上，上述论点颇有代表性，许多论著都显得大同小异。如果说反满是资产阶级发动的，也许还应当回答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孙中山等人是否属于资产阶级？如果按照另一部分学者所述，孙中山等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或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那么，至少也需要具体说明代表者与被代表者是否一回事？彼此认同的情况又何如？况且，如果断定反清志士们只是为了一个资产阶级甚至只为这个阶级中的某个阶层的利益，显然容易低估他们那为国为民不畏生死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因此，郭世佑提出，“相对于他们强烈的反满要求和救国救民的思想境界而言，经济利益的诱惑并不重要。他们不是为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去抛头颅洒热血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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