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李鸿章、左宗棠、沈葆祯的这些思想尚不明确。他们所要改变的是哪些“祖宗之成法”，都没有说明，更没有也不可能推动清廷去实行这些“变法”，只是表达了他们要求*变革的朦胧想法。那么，随后的两广总督张树声，台湾的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和另一名洋务派官僚邓华熙等，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变法和设立议院的主张。 

　　1884年，张树声在临终前给清廷的遗折中指出：“西人立国，……驯至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转引自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在台湾举办了二十项洋务工厂企业，使台湾成为当时洋务工厂企业最多的一个行省。他在开展洋务活动的同时，也提出了“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刘壮肃公奏议·谟议略序二》>的主张。另一名洋务派官僚邓华熙则进而指出：“夫泰西立国，具有本末。广学校以造人才，设议院以联众志，而又经营商务以足国用，讲求游历以知外情。力果心精，实事求是。夫然后恃其船械，攸往咸宜。今中华不揣其本而末是求，无学校之真，则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无议院之设，则上下之情隔，粉饰之弊多。”<转引自郑观应《盛世危言》卷首> 

　　以往人们在论及早期改良主义思想时，总是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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