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明治维新运动的领导力量。
当时中国的情况却是另一番景象。本来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朝初期就出现了,到了明代中叶,雇主雇工的雇佣关系已较多见,在纺织业中比较明显,“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并有所发展,但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特别是清初封建统治者对江南比较发达地区的屠城和掠夺,原有的本来就很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摧残殆尽,只是到了清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才又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重新破土而出,缓慢发展。在江南和广东地区,包买商的出现就是这种资本主义萌芽重新出现的证明。但是,由于明清两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实行着一条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加之他们闭关锁国和垄断大商业及对外贸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就极为缓慢,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又加之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摧残,使中国社会直到洋务运动以前,也没有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生长出象日本那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样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阶层来。
其次,当时日中两国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在精神上的准备也是大不一样的。
日本民族向来就是一个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的民族,他们没有中国封建统治者那种天朝上国天下第一的妄自尊大的心理。在没有与西方文明接触以前,他们一直把中国做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从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者陆续来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和消费品传到日本。后来基督教也传入了日本。对此,虽然德川幕府认为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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