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改造,农业的商业化,劳动力市场的建立。这一切的结局即工业革命和近代化。八十年代兴起的以诺斯(Douglass C·North)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理论是这种思潮的另一种表述。它把经济的增长归之于制度的有效性变迁,而在解释欧洲的工业革命时,把它归因于16世纪以来的产权制度的完备化,要素市场的扩大和交易费用的降低。
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是16世纪建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往(Verlejt,广义的交换)与生产力”的史论。这篇史论讲了欧洲中世纪后期“商人阶级”的形成,他们怎样促成城市间的人工,从而导致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又讲了17世纪以来世界市场上商业和航运业的大发展,怎样造成“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终于促使大机器工业的诞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商业资本是最早的资本自由存在方式,因而,“它在封建生产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1]
以上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都是以西方尤其是欧洲的经验为依据的。不过,我认为,作为历史观,即作为思考问题的方法论,也适用于中国的近代化研究,尤其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关于清代商业、商人资本的发展已有不少专著,市场的变化也有很多描述性的。论述。但市场究竟扩大了多少,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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