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地方领导人分别编写有关军事编制改革的著作,倡导进行军制和训练方法的改革。胡林翼的《读史兵略》、左宗棠的《楚军营制》、朱孙诒的《团练事宜》、王懿的《练勇刍言》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都主张对清军军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传统的练兵、治军与西方现代战术结合。此外,潘鼎新的《洋枪对大草图说》、聂士成的《淮军武毅军课程》、沈敦和的《自强军西法类编》、段祺瑞的《长江炮台议》、冯国璋的《筹海军刍议》都详细地介绍了采用西法练兵的规章条例。[5](P28-31)徐建寅的《兵学新书》对西方的兵役制度、武器装备、军事编制、后勤保障作了系统的介绍。“江楚变法三”主张将西方的军制、战法等皆纳入“用”的范围,采用新的体制与义务兵役制,更新粮饷章程。[10](P16)

在洋务派的努力下,西方近代军事训练与管理方法不断被引进与使用。洋务将领根据国外著作编写的军事著作如王鑫的《练勇刍言》、冯国士的《操练洋炮浅说》、葛道殷的《用炮要言》,分别对西方军事训练与管理方法进行了介绍。李鸿章的部下何伯率领1000人,练勇600人分别在英法军官的指导下进行训练。李鸿章还在戈登的帮助下,在淮军军中普遍雇佣洋人将领。[15]在水师操练的过程中,西方先进的海军操练方法被广泛运用。1879年,海军开始实行月操制度,分别在厦门、澎湖、基隆等地进行,“按月轮回,周而复始”,[16](P420)清水师所有的官兵“免习弓箭,专心训练枪炮”。同年,福建海军统领彭楚汉督带船舰合操,即“按依鱼贯,雁形变复各阵势详悉指画各合操船队,并枪炮、帆索、舢板次第督饬操练,考优校劣,兼求精习测量”。他们还制定了近代特色的水师管理章程与条例,如《求是堂艺局章程》、《轮船常川训练章程》、《轮船训练章程十二条》,1876年,又制定《船只保护章程》[16](P377、908、461、287)引进西方近代的军事管理方法。

在洋务派的倡导下,陆军开始过渡为专门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军,军种开始由单一的步兵逐步扩展为由步、马、炮等兵种相互协调作战的近代化军队,这是具有近代化意义的职能转变。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命令淮军向洋兵学习西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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