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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13-14)同时,在西方近代军事文明的冲击下,中国古老的军事战略思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第一,中国传统的“重陆轻海”的战略方针的逐步改变,近代海军的建立和海防体系的初步确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传统的中国以陆地为主要防线。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使清政府认识到日本将“为中国永久大患”。洋务派趁此机会,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措施的“海防议”。李鸿章坚决支持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关于建立新式海军和配备近代化枪炮武器充实海防,还建议将沿江、沿海各省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并建议采用西法设立新式学校等一系列措施。清政府分别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又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1884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决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了7千吨级铁甲巨舰2艘、2千吨级巡洋舰5艘,加上其他大小军舰,共20多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4艘,千吨级炮舰3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吨级舰艇8艘。4支舰队共计大小舰船80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4位。19世纪80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5](P53)第二,军事思想由“制内”到“御外辱”转变。在19世纪60年代,奕訢指出：“就今日之论之,发捻之乘,心腹之害也,俄国,,肘腋之忧也,英国……肢体之患也”。[9](P6)这说明在统治阶级看来,国内的农民起义是“心腹之患”,而外国列强侵略是“肘腋之祸”,“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出现中外反动力量共同镇压农民起义的局面,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先后被镇压,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中国边疆出现新的危机,民族矛盾日益严重。列强的侵略已经危及清政府的统治权威。抵御外国侵略,保卫国家安全,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成为新的时代任务。[11]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国轮船折》中称仿造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12]李鸿章也指出：“机器制造之事,为今御辱之资,自强之本”。[13]奕訢在奏请设立总理衙门时称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弥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探源之策,在于练兵,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在于练兵。”[14]可见,洋务派练兵制器有抵抗外国侵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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