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之腐败，淮系领袖李鸿章不能辞其咎。首先，李鸿章本人就是一个有才华但乏品德之人。近代著名学者蒋廷黻就曾评价说：“李鸿章之人格，能人人之脑而不能人人之心。一看李之全集，祗见其作事而不见其为人。”《国闻备乘》等史籍，介绍了不少李鸿章趋承西后，逢迎宠阉李连英的事。李鸿章本人的品行，对晚清官场特别是淮军的日益腐败起了很坏的影响。《国闻备乘》曾指出：“清末腐败之风炽烈，其始作俑者，李鸿章盖不能辞其责也。”

　　其次，李鸿章的用人之道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战争年代，他只重才，而不重德。王尔敏在《淮军志》中指出：李鸿章“统率群下，不问品类如何，只重其谋略才识。”所以，淮军中许多将领品行窳劣。如淮军名将，后升至总督的刘铭传，系“权奇倜傥”之徒，另一大将后官至提督的郭松林，入淮军前，“不事农儒，跌宕乡里，父怒，恒欲逐之。(王闿运《湘谭县志》卷八，页一八二。)”可见，入伍前之郭松林系一好吃懒做之徒。再如，张佩芝，入伍前系一刑满释放分子。正因为李鸿章用人只重才而不重德，结果，使淮军将领品行较低，淮军打仗与湘军不同，完全以掳掠为目的，每次城破，必予大肆劫掠。淮军将领因此而都成大富。对此，史不绝书。(参见柴萼《焚天庐丛录》卷七页三；《清朝野史大观》卷八，页一七二；王萃元《星周纪事》卷下，页十二。)在和平时期，李鸿章的用人标准又有所变化。其特点为：重乡谊、重旧部、不重德，甚至也不重才。胡思敬在《国闻备乘》卷一“李鸿章滥用乡人”一条中指出：“李鸿章待皖人，乡谊最厚，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闻风麇集，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

　　再次，淮军后期之腐败也是李鸿章默许的结果。他认为，在平发捻的战争中，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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