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的。湘系将领基本都是有科名的知识分子，或进士、或举人、或五贡，或诸生。而淮系则不然。淮军将领有432位(王尔敏《淮军志》第178页)，其中，有科名者只占极少数，计进士两位，举人两位，诸生十五位，捐职一人，合计有科名之知识分子只20位，仅及全数的5％。其余出身于合防军、行伍、世职、军功、武科、工、商、无赖、土匪等多达412位。这种出身的不同，对于一个将领转入仕途有着重大影响，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将领转入仕途就易，否则就难，因为知识分子有文化，知识广博，对历史、典章制度较为熟悉，擅长笔墨，性格沉稳，较适合担任文职官员。这是极容易理解的，古今中外皆然。
造成湘淮两军将领出身相异的原因是两系领袖曾国藩、李鸿章的建军治军思想不同。湘军的特点之一是将用儒生、兵用山民。即如曾国荃所言：“用诸生统训山民。”《湘军志》也曾指出，湘军组建的特点是“以招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王闿运《湘军志》卷一五、页十七。)”湘军重出身，将领一般要求是有科名的知识分子。淮军领袖李鸿章则不重出身，只重军事才干，而鄙视一般以科名相标榜者，尽管他本人系进士、翰林出身。他曾给没有科名的丁日昌写信云：“琅邪（借指太常寺卿王家壁）前奏，中外传为笑柄，虽快一时馋慝之口，自有千秋直道之公。吾弟才识心力，什倍庸众，岂终为山中人哉。此等毁誉，不过缘非科目翰林而起。今世乏才，岂乏翰林科目耶？”(《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一，页八。)
尽管淮系军事官僚集团出任督抚者比湘系要少，但有一点为湘系所不及，即湘系领袖并未参予朝政。在湘系领袖中，只有左宗棠曾入军机处，但为时仅数月，而且未能发挥重大作用，原因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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