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自营收入已占绝大部分。怡和洋行买办林钦“为了将全部时间用于个人生意，辞去了买办的职务”。很明显，从事个人生意，已经可以“赚取远远超过工资和佣金的商业利润”了。（注：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9页。）家资殷实的买办自然不会满足于现状， 于是出现“久贾而官”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仅捐官取得官价与官职，而且担任了重要的实职，拥有*上的地位，并在*上有所表现。报捐功名而获得官衔的买办，由于*地位的提高，有利于从事经济活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唐廷枢。唐在进入招商局之前已捐得同知，随着他在办理洋务企业方面的成绩，升为道台。李鸿章甚至保举他“才堪备各国使臣”之任。唐氏本人虽辞去买办之职，但他与洋行关系并未切断，唐氏家族依然是广帮买办群体中的龙头。
在由商入官方面，徐润、郑观应与唐廷枢情况相同。他们追随李鸿章从事洋务活动都有明显的成绩，而本人及其家族也仍然是买办群体中有重大影响力的角色。我们还看到，吴健彰到上海之后，捐资获道员衔，分发浙江差用。在外国人支持下，当上苏淞太道兼江海关监督。他任职期间，仍“与夷人伙开旗昌行”。叶廷眷两次署理上海知县。获同知衔的容闳曾任洋行代理人，他被曾国藩派往美国，为江南制造总局购买机器，旋以驻美副使兼留学生监督身份任职数年，后来还应郑观应之求，代觅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洋员技师。
就总体而言，买办捐官的未必占多数，不过，这批人的官商兼具的身份，在买办中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是难于估量的。包括具有官方色彩的买办（买办官僚）在内的广帮买办，是中国资产阶级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图谋发展，成为国家近代化的积极参与者。
广帮买办在国家近代化进程中，是一种积极因素，他们扮演了非自觉的积极参与者的角色。毫无疑问，从事鸦片贸易，曾经是广帮买办勾结洋商进行*、贸易的罪恶行径；买办们分洋商之利，也是事实。但如果人们从近代历史总的趋向来观察，买办群体尤其是广帮买办，功过是分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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