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帮买办在洋务运动（自强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洋务民用企业四大类，即轮船运输业、电信电报业、矿业及纺织业中，均积极投入。至于铁路兴建、金融、银行筹建、机器制造、码头修筑、土地垦殖、保险业、盐务、煤气生产、印刷业及进出口业等新式行业的创建或发展方面，亦都作出了骄人的成绩。他们在建立一种新的商业制度方面，明显起了积极作用。广帮买办还帮助政府购买舰只，培养技术人才。他们帮助洋人开办英华书馆、格致书院，虽然也培养了一些买办，但是也传播了西方文化，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展以来，逐步得到发展，到70年代，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已从求强转变为求富，从制内转变为御外。在洋务派组成方面，显著的一点是增加了新的成份，包括一批具有发展民族工商业能力的商人、买办及具有洋务才干的官吏和知识分子等。买办出身的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等人，成为洋务运动中的佼佼者。他们参与创办或经营大部分洋务企业。特别是郑应观，论者或称之为“买办学者”，是早期维新派的重要论家。他写的《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纲领。他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厄。他的商战思想，就是发展民族经济、在经济方面与外国资本主义斗争的主张。他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理论，同时还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他将民主、科学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指出体用须得一致，国家方能富强。将学习西方科技与学习西方民主议政制度结合起来建设近代国家，郑观应的言论实已远远超出洋务派思想家们自强、御侮的变革要求，成为近代维新运动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人物。众所周知，郑观应不仅有其改革理论，本身也积极参加洋务活动，在许多方面，他是唐廷枢、徐润等广帮买办的积极合作者；他还得到李鸿章、彭玉麟、左宗棠、张之洞等地方大吏的重视与任用，与盛宣怀、唐廷枢等人长期从事洋务企业的经营。凡此，从制器层次来说，无疑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至于唐廷枢，在1892年他去世后，郑观应致函盛宣怀说：“盖此公一生精力销磨于商务洋务之中，数十年来备尝艰苦，凡事不因仇怨，顾全大局，力图整顿，洵为吾粤中办洋务之特出者。弟与之谊属至亲，诸多叨爱，相依最久，亦相知最深。”（注：夏东元著：《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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