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版，第284页注1。）这些评论，大体上是可信的。对于唐廷枢所进行的活动，西方人也有自己的看法。早在1878年6月，上海《远东月报》即称，唐氏“破除旧时之锢习，采用新法，集国人之资，用众人之功”，“又得国人之信任，所见之明无可及也。伊为中国未经创见最大方略之领袖”。（注：《徐愚斋自叙年谱》，《洋务运动》（八），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9页。）他去世后，《北华捷报》认为“他的死， 对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要找一个人来填补他的位置，那是困难的”。（注：《北华捷报》1892年10月14日，第562页。）
郑观应等人也为广东做过一些好事，如为广州、佛山等地修筑码头，以开拓航运；架设粤沪电线，郑氏曾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只是受王客观环境所限，未能有更大作为。另外，穗、港地区的买办，与沪、津、汉口等的广帮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与外地的广帮商人一样，关怀桑梓，在广东近代建设事业中，也有过自己的贡献。故在指出粤籍买办为西方商人服务的负面作用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确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第四，广帮买办中的若干人物对中国*改革乃至革命运动，亦有所贡献。
根据容闳记述，他在访问天京时，曾向洪仁玕建言七条，作为治国之道。以后，他曾向当道建议开设银行。他参加了戊戌维新运动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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