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在于必须从研究事件转向研究社会。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为时约35年，在中国近代是一个不算太短的时段，洋务运动只是这一历史时段中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不是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我们不应只满足于研究重大事件，而应该研究整个社会历史生活。所谓研究社会，就是要研究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观念以至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各个方面；要研究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社会生活；要研究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要研究整个社会在各种因素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之下的发展变化。这也就是说，要对社会历史进行总体研究。

　　要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并非是一个新的意见。西方的“新史学”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强调历史的整体性，提出了“总体历史”理论和“长时段历史”理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的时候，也提出了要研究整个社会历史的问题。李大钊在1924年写的《史学要论》一文中，谈到“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时说：“马克思述他的历史观，常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纵着看人间的变迁，便是历史，横着看人间的现在，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问其实质，只是观察方面不同罢了”。又说：“历史既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既是整个的社会变革，那么，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不得一部分一部分的割裂着看，亦不得以一部分的生活为历史内容的全体”。为此，李大钊批评了“只认*的历史为历史，此外的东西似乎都不包括于历史之内”的错误观点(李大钊：《史学要论》，见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347页。)。周谷城于1939年写的《历史完成论》一文，强调“历史自身之完整”，说：“若目的在阐明历史之自身，则非着重此自身之全体不可”。他不赞成“出于资鉴的目的，对历史实行割裂”(周谷城：《历史完成论》，见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第443页。)。由此可见，研究“总体历史”，不只是西方“新史学”的理论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刚诞生时，就提出了这一理论要求。只是三四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这一要求，没有能得到贯彻和发展，中国近代史片面地走向了*史和事件史。尽管当时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但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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