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对历史进行总体研究，全面地研究社会历史，已引起一些史学家的重新重视。章开沅在《对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的两点看法》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的研究“对*、军事等重大研究较多，对社会底层和社会‘细胞’研究不足，提出“要完成对社会整体的全部研究”(章开沅、罗福惠：《对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的两点看法》，《光明日报》1991年11月6日。)。王庆成在《为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而努力》的文章中，谈到扩大研究对象时，强调应把历史的各个方面都包括在视野之内，具体指出“研究历史的各个层面，包括*、经济、文化、社会和城市、农村、边疆、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家庭、人口、社会组织、生活方式、民间宗教、民众心理等等”(王庆成：《为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而努力》，见《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现在，对社会历史整体进行全部研究，已成为史学发展的趋势。但在洋务运动研究领域内，似乎还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趋势。我们应当在自觉的基础上，与中国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一起，共同推进这一趋势，从只研究事件转向研究社会。

　　对重大事件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强调从研究事件转向研究社会，并不意味要排斥或削弱对重大事件的研究。任何重大事件都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它的面貌、特征、进程及其成败得失，都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同时，重大事件又作用于社会环境，改造社会环境。因此，研究社会正是为了更深刻的研究“事件”，对“事件”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和说明。例如，兴办近代民用企业是洋务运动的最重要的内容，如何解释和说明洋务派在兴办近代民用企业时所采取的经营形式，便关系着对洋务派及洋务运动的评价。李鸿章办近代民用企业采用的是“官督商办”形式，以往多认为李鸿章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害怕资本主义，因而实行“官督”加以控制，从而得出洋务运动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不是进步而是反动的结论。其实，据《海防档》记载的资料，早在19世纪60年代，总理衙门和沿海各省洋务派官僚就曾允许商人“私人设厂”制造轮船，并在各通商口岸张贴了告示，但没有得到商人的响应。正是鉴于这一情况，70年代初，在筹建第一家民用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时，李鸿章才提出“官为倡导”，“官督商办”的主张。80年代张之洞在汉口兴办近代民用企业却采用完全“官办”的形式，论者又都强调张之洞的封建性，并认为80年代“官督商办”形式遭到破产，故张之洞排斥商人，官为垄断。事实是，张之洞曾想仿照“官督商办”形式，招来商股，但当时汉口无商股可招。李鸿章70年代在上海办民用企业何以采取“官督商办”，张之洞80年代在汉口办民用企业又何以采取“官办”，仅从*上、从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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