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钟处”一名已在雍正元年(1723年)时出现,但这个“做钟处”生产的钟表却系名于“自鸣钟处”条目之下。此作何解?我们认为,做钟处之名当系自鸣钟处下属自鸣钟作坊转化而来,故将原作坊改称“做钟处”时,此处仍隶属于自鸣钟处,尚未完全独立。[99]那么两个机构何时相互独立?关雪玲女士认为在“乾隆四年(1739年)”,不过她未举出档案文献的证据。
据清档:“乾隆七年十一月随驾往天坛的有自鸣钟(处)首领、太监五名,马五匹、牛车二辆;做钟处太监二名,马二匹。”[100]这可说明,在乾隆七年(1742)之前,自鸣钟处与做钟处已各自独立。又据清档:“雍正九年九月初十日恩于自鸣钟(处)太监任朝贵银五两”,“雍正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恩于做钟处太监银十两。”[101]虽然两条档案并非同一年,但其间仅差十个月,两个机构的名词几乎同时出现,故我同意刘月芳做钟处成立于雍正十年(1732)之说。[102]也就是,至少在雍正十年之后,做钟处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专门生产自鸣钟的宫内机构。
做钟处的内部结构应包括三部分人:西洋传教士、做钟太监及中国匠役。西洋传教士是不占编制的技术人员,做钟太监,据《国朝宫史续编》:“八品首领一,侍监,太监十五。”[103]即包括首领太监在内一共16名太监,至于中国匠役的人数可能各个时期并不完全一样。据沙如玉(Valentin Chalier)神父的记载:
“18世纪30-40年代,自鸣钟处和做钟处大约有100名中国人在他(指沙如玉)的指挥下工作。”[104]
这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做钟处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的总数大约是在120人左右,这应是乾隆时期做钟处的规模。
乾隆一朝是我国宫廷制钟业的鼎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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