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以后,做钟处逐渐式微,制钟较少。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嘉庆皇帝对西洋器物的反感。他在嘉庆四年(1799年)十一月的一条上谕中表明了这一看法:
“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112]
嘉庆皇帝这种“不贵珍奇”、“不爱玩好”的禀性,导致了他对西洋器物的反感,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清宫的制钟业必然走向衰落。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洋钟表从明末传入中国后,到清朝前期,中国的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的许多城镇已经开始仿制,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制作钟表的手工业行业,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漳州及广州等地均已出现相当数量的手工作坊,北京地区则出现了规模达百余人的专业宫庭钟表作坊。东南沿海城市的私人手工钟表作坊一般都不大,雇员在两三人,[113]但却是世代相传,以致各地均出现一批家族传袭的钟表世家,如上海的徐家、苏州的常家、漳州的孙家及广州的潘家等,[114]成为我国钟表工业发展的先驱。清朝前期,我国的国产钟表数量究竟有多大,目前尚无较清楚的统计数,但从现存各地博物馆的“御造钟”、“广造钟”及“苏造钟”数量来看,当时的生产数量不小;质量从整体上讲虽然赶不上欧洲的进口钟表,[115]但部分精品已完全达到欧洲钟表制造的水平。在清代,进口钟表主要是满足宫庭及中国社会少数的上层人物的生活需要,而国产钟表则对清前期中国广大的中下层社会的使用和普及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里的教堂、商馆、衙署及公共建筑,均有安装自鸣钟者;人群中的官员、教士、商贾、仆役,甚至戏子、妓女亦有配西洋表者。[116]高官中普遍将钟表作为珍稀物品来收藏,少者藏数十架,多者达数百,[117]以致形成清代中期“西洋钟表消费热”的奇特现象。当然,中国人使用西洋钟表并不在于时间掌握的精确与否,也不意味着时间观念的改变,而主要是一种地位的显示,一种环境的装饰,甚至很多人就把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