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余遍,精美日出”[36]。这更清楚说明,庄存与并不是到了晚年才转向治《春秋》的。
庄存与之钻研经学,可谓贯穿其一生。不仅从幼年就学习,特别是在其初入翰林院散馆时,因名列二等,“不甚当院意”,谕旨其“闭户读书,留心经学”。[37]于是,又留馆三年,决心认真刻苦地研读经书,结果“所进经义,宏深雅健,穿穴理窟”,甚受乾隆赞赏,认为其“学有根底,极好深湛之思,可备顾问,命入南书房行走”。不久,又“命在上书房行走”,教皇子、皇孙读书。[38]
庄存与在宫廷讲解经书的同时,也不断整理讲章和自己的经学著述,但生前都未刊刻。在其去世多年后,才由族人与后学在阮元支持下,刊成《味经斋遗书》,收入其多种经学著述,却都未注写作年月。但我们细心钩稽有关资料,仍可考定写作的大致年代。如乾隆二十四年,当其四十一岁时,其弟庄培因英年早逝,培因之子述祖由其抚养。后来,有人在所撰《庄先生述祖行状》中说,“学士公(指内阁学士庄培因)早没,先生甫十岁,居丧如*。时伯父侍郎公于五经皆有论说……先生取法焉”[39]。当时,庄存与正在四十岁上下,已经对包括《春秋》在内的五经都有论说,也证明其绝非晚年才转治经学。再如阮元少年时的业师是李晴川,而李是庄存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充会试副考官时所得之士。李晴川“常为元言,宗伯践履笃实,于五经皆能阐抉奥指,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40]。如无多年对经学的深入研究,不可能达到如此地步,又怎能说庄存与晚年才转治经学呢。
再如庄存与的同事朱珪,乃乾隆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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