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存与之讲经、治经特别是研究《公羊春秋》是何起因，目的何在？既然艾尔曼先生认为是起因于其同和珅的对立，而庄存与同和珅又年龄悬殊，如有对立只能是在庄之晚年方有可能。因此艾尔曼再三强调庄存与“在为官后期转向《公羊传》，表达对和珅擅权的不满”，“老人晚年*上*后转向今文经学，寻找一种战胜现实腐败的武器”。[33]问题的关键是庄存与是否到了晚年才转治《公羊春秋》？然而，答案是否定的。 

生于科举世家的庄存与，其五、六岁时，就入塾读《四书》、《五经》，“幼入塾，即以古人自期，笃志深邃，穷极入微”[34]。早在其中举之前，就对《春秋》有浓厚兴趣。他在乾隆九年（1744）中乡试，次年“大考翰詹”，试题就是《拟董仲舒天人策三篇》，由于“其素精董氏《春秋》，且于原文‘册曰’以下四条，一字不遗”，使“上大嘉叹，即擢侍讲”[35]。如非应举之前，就留心研究董仲舒之《公羊》春秋学，便不可能如此得心应手。另如乾隆四十年（1775），其侄孙庄大久撰写了《周官指掌》，庄存与看到该书定稿后，大加嗟赏，还亲口对大久说，他“于诸经中，对《春秋》用功最挚”，还“尝语余曰，频年究心《春秋》，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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