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再如监察御史谢振定，于嘉庆元年（1796）巡视东城时，见和珅之“宠奴常乘珅车以出”，凭藉和珅权势，使“人避之莫敢当”。谢御史为此大怒，“命卒曳奴下笞之，遂焚烧其车”[22]。谢振定虽为此博得“直声振天下”、“真好御史”的美誉，却也为此而“坐罢官”[23]。这些都是当时情势之真实写照，说明全朝上下，对和珅已噤若寒蝉，何敢公开反对，即使有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者，则必遭报复和打击。至于王念孙等弹劾和珅，则在其事发之后。难怪嘉庆四年和珅事发后，嘉庆在一道上谕中说：“和珅情罪重大，实有难以刻贷者。设数年以来，廷臣中有能及早参奏必蒙圣断，立置重典，而竟无一人奏及者。内外诸臣自以皇考圣寿日高，不敢烦劳圣心，实则畏惧和珅，箝口结舌”，因对和珅之罪，“举朝竟无一人敢于弹劾者”[24]。嘉庆的上谕显然有意为其父纵容、宠信、包庇和珅开脱；却也反映了全朝一向既慑于乾隆之严威，恐投鼠忌器，又惧和珅为免遭陷害以致无人敢于挺身与之斗争。
从嘉庆上谕及朱珪所写曹锡宝墓志铭以及谢振定之遭遇中透露的信息，亦可以反证乾隆朝和珅当权时，不可能存在艾尔曼先生书中所说的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阿桂曾组织“反和珅的联盟”，与朱珪、庄存与及洪亮吉等 “一道反对和珅”。艾尔曼提出庄存与与和珅对立，并与阿桂等一道反对和珅之说的主要论据是：宋翔凤所写《庄先生述祖行状》中的两段话，其一 说，庄述祖于乾隆庚子年（1780）成进士时，“相国阿桂公以先生故人子，欲罗致之，避嫌不往谒。时和相用事，阿公门下士稍稍去，亦是疑先生，殿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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