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很高的推崇和赞誉，如说他“践履笃实，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文字之外，斯为昭代大儒”。[1]甚至说：“以学术自任，开天下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2]，而后庄存与其人其学才大显于世。钱穆先生言：“对庄存与愈后者推之愈崇，辨之愈畅，庄存之学犹显也”[3]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历史实际。后人对前人的评价，往往随世风之变化而抑扬改易，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
由乾嘉考据学而为今文经学，是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为什么会有此转变？今文经学复学的原因何在？研治中国经学史及清代学术史的时哲与前贤都曾有过探讨。
钱穆先生一向推崇朱熹与宋学，对庄存与评价不高，他说：“庄氏之学，既不屑于考据，故不能为乾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于文字之表，又徒牵缀古籍以为说”，“而考据既陷绝境，一时无大智承其弊而导之变，彷徨回惑之际，乃湊而偶泊焉。其始则公羊，转而为今文。”[4]按钱先生之见，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是由于考据学陷于绝境，庄存与才“湊而偶泊”。其实庄存与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戴震生于雍正元年（1723）二人大致同时，其他清*据大师之生年，如江声（1721）、王鸣盛（1722）、钱大昕（1730）、段玉裁（1735），大都生于庄存与之后，庄存与生活的时代，正当考据学鼎盛之际，并非处于绝境之时。将常州今文经学之起因，归结为考据学陷入绝境而寻找新的出路，似不符合历史实情。
梁任公先生认为清代学术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乃以“复古为解放”，从清初顾炎武“复于六朝、唐，阎若璩攻古文尚书，绌王（肃）、申郑（玄）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如日中天。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翻腾一度，势则然矣。”[5]梁先生之论，道出了清代学术发展演变之趋势，并未说今文经学复学的直接原因。
还有诸多学界前辈与时俊，对今文经学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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