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庄存与在乾隆五十一年即休致，五十三年就逝世，而和珅之结党营私，排斥异见，贪赃枉法，处于权势薰天之地位，恰恰是在乾隆朝的最后十年及乾隆作为太上皇的四年。他在乾隆五十一年被授为文华殿大学士；乾隆五十三年为嘉奖镇压林爽文起义“功臣”，被晋封为“三等忠襄伯”；乾隆五十四年其子丰绅殷德与和孝公主举行正式婚礼，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皇亲国戚；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举行八十大寿，又奉命全权操办庆典，乘机既满足乾隆的欢心；又明目张胆地大肆贪污纳贿，中饱私囊；乾隆五十八年，他又受命兼管太医院和御膳房事务；至嘉庆二年（1797），除原任吏部尚书外，还兼任刑部尚书，并仍管户部，且负责军需报销。同年大学士阿桂病逝，又由他任首席军机大臣。[19]此时，他才真可谓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而且，由于老皇帝乾隆年迈昏愦，凡事仅听信和珅一人。嘉庆帝虽名曰登基，却不能亲政，所有朝廷大事，仍由老皇帝决定，实则由和珅操纵，嘉庆为韬光养晦，也任凭和珅为所欲为，实则乃欲擒先纵，致使朝中所有军、政、财、文大权皆由其一人操柄。其頣指气势，横行霸道，已至登峰造极。而这时庄存与却早已下世十多年。当时，朝中的文武大臣，虽对和珅的横行无法，愤概万端，却无能为力，凡检举弹劾者，必遭陷害打击。如监察御史曹锡宝曾于乾隆五十一年，上奏和珅之管家刘全“持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其名曰揭发刘全，实则弹劾和珅。然由于和珅在乾隆身边耍弄阴谋，乾隆帝对之百般袒护包庇，指责曹锡宝“竟无指实”、“动机不纯”乃“受人唆使”，而终被“革职留任”[20]。作为秉公执法，敢于抗辞执奏的曹锡宝竟得如此遭遇。这也是专制政体使然。曾为乾隆、嘉庆两朝大学士的朱珪为曹锡宝写的墓志铭中说：“和珅当路已十馀年，中外竟一人敢投鼠者，闻公（指曹锡宝）此举，皆咋舌，噤不能吐气。一二有心人，仰屋窃叹而已，亦未敢言公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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