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 |
 |
时间：2007-3-10 9:01:55 来源：不详
|
|
|
何先生认为，义理、事功、经世、功利四组概念既相互区别，又存在内在联系、相互包含。他指出，“伦理是经世的根本，没有伦理，经世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理学与史学、经世是分不开的，清初学者将经学融入史学、理学融入经世学就是集中体现。[33]何先生的研究揭示了“理学”与“经世”的内在联系。但因囿于篇幅没有详细展开论述。而大陆学者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一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承接了陆宝千先生与何佑森先生的研究。高著“不是学术史，也不是思想史，而是一部关于观念文化史的著作[34]。所谓“观念史”，即在具体的考察中，常常通过对重要阶层基本观念形态的解剖来“知人论世”。在论著的开头，高先生明确地提出理学思潮和顾、黄、王等代表的激进思想是17世纪留给下个世纪的精神遗产。对于后一思潮，以往的研究关注较多，故在此处存而不论。这里重点辨析高著关于清初理学的研究。
高翔先生认为，梁启超等人论清初理学“好为高谈激愤之言，然多失于偏颇”。实际上，理学在清初占统治地位，甚至于清初主要思想家的学术构架也未突破理学的范畴。但是，无论是激进思想家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