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 |
 |
时间：2007-3-10 9:01:55 来源：不详
|
|
|
时就在《清代思想史的新解释》一文中指出，清初考据学是为义理思想服务的。他认为清*证学兴起的背景是儒学由宋明时期的“尊德性”向“道问学” 的转换[42]。考证学在最初兴起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证于经书”，因而，选择什么样的书作为考证对象是由学者的义理背景决定的。如程朱一系的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疏证》，是为了攻击陆王一派借以建立其学说的“虞廷传心”说；而陆王一派的胡渭则选择《周易》作为考证对象，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削弱程朱的立说根基。90年代，张丽珠女士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思考汉宋之争的有关问题。她针对传统的说法提出质疑：戴震是公认的考据学大师，为何晚年感叹讲义理的《孟子字义疏证》方为“平生著述之大”？阮元既然主张“汉宋兼采”，却又为何在《汉学商兑》中遭到宋学大将方东树的大肆攻击？张丽珠认为传统的“考据”与“义理”争锋的说法不足以揭示个中缘由。由此，她指出：“清代‘汉宋之争’真正关键性的内容，应在于‘义理学内部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汉宋歧见’；而不是考据学与义理学两种不同形态的学术并不仅仅只是意气使然，实质上有着更为深刻的义理背景。
周积明先生认为，乾嘉时期的汉宋关系，不能简单概括为“争”或“不争”，而是“争”与“不争”并存。“不争”在方法论上，双方其实都承认“考据”和“义理”不能偏废。“争”则在义理上，焦循在《雕菰集》卷七《申戴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
|
| |
|
